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一份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包括国家安全各事项的纲领性文件，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为研究和把握未来美国安全政策走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2022年10月12日，美国白宫于当地时间发布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第一部正式报告。报告提出，未来十年对美国和世界而言是“决定性的十年”（decisive decade），并就此提出了涵盖各领域全方位的全球战略，阐明了美国如何看待世界安全形势、寻求什么样的未来以及怎样实现其战略目标等重大问题。
图1 美国《2022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封面
（图片来源：美国白宫网站）
这一版本与2017年特朗普版《国家安全战略》相比有明显变化，进一步强调了对华全面竞争和战略包围，体现出对中国发展潜力及抗压能力的深度焦虑。文中有大量涉华内容，正文全篇共提及“中国”50次，将中国单列了一个模块于美国“全球优先处理事项”中。其中，对中国的地位、实力等各方面做出全方位的评估并突出强调了下一个十年一系列对华政策，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华的鲜明态度，对接下来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语义分析的情感倾向切入，这份文件对“中国”的语义表述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带有遏制和竞争倾向的“负面表述”；二是仅陈述客观事实的“中性表述”；三是认可并支持中国做法的“正面表述”。通过词频数目统计和情感属性梳理，可以得到如下语义分析扇形图：
图2 美国《2022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华词频语义分析
从国际人才工作的视角来看，近年来中美科技人才交流工作面临的困境都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的具体体现，两者之间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为进一步理清当前美国在对华高科技领域打压策略的宏观脉络，准确研判未来中国对美高科技引才引智工作困难的广度与烈度，有必要立于国家科技战略与人才战略的视角解读这份报告。
一、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总体思路解读与研判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大前提是“美国优先”，不论是上一阶段的“对华接触”，还是这一阶段的“对华脱钩”，都是基于美国利益至上理念的策略选择。当“美国优先”理念被置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语境之中，牺牲他国利益是美国核心战略目标实现的必然。
由于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主导思想相比前任政府已经出现重大转变，所以这份报告在继承前任政府国家安全利益护持路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若干不同程度的战略路径转型。通过与前任特朗普政府以及“临时指南”的详细比较，这份报告存在的最大亮点便是重新界定了中国的角色和未来的中美关系。
报告指出中国给美国带来“影响最为深远的（most consequential）”地缘政治挑战，并三次提及中国是一个既怀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且重塑国际秩序的相关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也越来越强的竞争者。
首先，报告专门对中国和俄罗斯给美国带来的安全威胁差异进行了识别，并首次对中俄两国挑战的优先级做了明确排序。对于美国而言，俄罗斯虽然是干扰全球稳定的一项因素，但所带来的持续且紧迫的地区安全秩序影响仅仅局限在欧洲，并没有中国那种全方位、多谱系的影响能力。反观中国，虽然其在印太地区影响最为强烈，但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在中俄两国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之下，美国保持针对中国的长久竞争优势，要比限制俄罗斯的危险性小得多。未来十年是美国取胜（out-compete）中国的“决定性十年”。可以说，这份报告已将中国的挑战地位抬升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不但给未来的中美关系确立了明确的“竞争”基调，也必然会使中国未来的国际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其次，虽然报告所指出的美国对华具体战略路径，沿袭了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投资、结盟和竞争”三大要素，但较此前的表述也有一些新思路、新内容。例如报告声称中国对美国存在全方位、多谱系性的竞争，因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遏制也具有整合性，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军事与非军事的领域整合、关键地区与美国本土的整合、冲突范畴的整合、美国各政府部门间的整合、盟友与伙伴间的整合。在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分野已然打破之下，美国一方面加大对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进行“战略性公共投资”，以国家力量助力提升私营部门实力，另一方面在印太地区以“小多边主义”形式打造孤立中国的盟友与伙伴体系，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艰难外部处境。而在安全领域，在印太与欧洲地区日益联动的背景下，北约也不同程度地针对中国出现所谓的“全球化”转向，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安全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鉴于此，未来中美关系的议题联动将不可避免走低，中国的经济与安全也将因此形成恶化之势。
再次，在“民主—独裁”对立的主导思想下，中美之间即使在应对跨国性“共同挑战”上存在共同利益，合作空间也将被严重压缩。报告承认中国对于全球“共同挑战”存在重要影响，特别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尤为突出。然而，报告始终强调中美在政府和制度层面所存在的深刻分歧，在应对“共同挑战”时不仅不支持议题联结（linkage of issues），还抨击中国将“不相关的议题设置为合作的前提条件”。而实际上的真实情形恰好与此相反。因为所谓的跨国性“共同挑战”往往同意识形态分歧无关，将意识形态上的“民主—独裁”对立作为应对“共同挑战”的前提本来就是将不同议题强行捆绑，所以也必然会压制合作空间、扼杀合作机遇。美方如继续坚持这一点，就是在应对跨国性“共同挑战”上创设不必要的人为障碍。
诚如报告所言，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拐点”，这与我们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相一致。通过对今年报告的解读，可以认为，自奥巴马2009年访华以来所确立的以战略互信、经济合作为基础的中美关系已不复存在，中美已进入由美方单方面定义的全面竞争、战略遏制的全球性对抗态势。这种态势的发展不仅可能表现为非暴力的政治与经济贸易对抗，甚至可能在局部升级为武装冲突。推动中美经济与科技全面脱钩，则是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有鉴于此，对中美国际人才与科技交流大环境不可存有侥幸心态，要充分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要求的，“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二、美国推进对华遏制战略的核心策略及其影响
（一）压制对华高科技产业供应链
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以“长臂管辖”为支撑，以供应链压制为策略，以战略资源争夺为目标的对华遏制战略，这已成为美国制定国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报告中明确写道，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之一是在竞争中压倒中国，“保持对中国长期的竞争优势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近期，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的打压力度，从过去的有所顾忌、定点打击演变成现在的不惜代价、全面打击，甚至不考虑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对美国本土高科技产业的负面影响。我方要将这种看似孤立、非理性的政策选择置于美国整体性国家战略体系中加以考察，绝不可以低估其政策推进的战略决心与执行能力。例如，美国司法部宣告终止“中国行动计划”，绝不代表放弃了其阻断中国国际化引才引智工作的企图，而是一种将临时性、局部性措施替换为常态化、体系性打压的策略调整。此前美国商务部强令各大高科技公司提供其敏感供应链信息，表面上是为了“解决芯片供应困难”，其真实目的是搜集我国高科技产业链与美相关企业技术与人才依存关系的重要情报信息，作为其后续全面精准打击的决策依据，用心险恶，布局深远。近期美国在涉华高科技企业推行的全面服务禁令仅是常态化打压的开始，我方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更加严峻的封锁形势和更加严密的封锁措施做好充分准备。
（二）强化政府对人才交流的干预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倡导所谓“自由市场全球化”。在人才领域，放手由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与中国的人才交流，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与科研人员，以获取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科技人才。这一时期，高端人才呈现近乎单向流动态势，高精尖技术在华转移趋势亦不明显。在1993到2024年，中国每年派出留学生赴美人数从2万人左右提升至近35万，而学成归国比例只有1年高于40%，其余年份均在30%上下徘徊，选择归国的已在美就业的高端人才比例更低。201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高速提升，这种局面开始出现逆转，高科技人才回流呈上升趋势。2007年起，中国赴美留学生归国比例持续上升，到2011年已超过50%，在美已就业人才回国数量也显著增加，高科技领域向中国的技术转移与扩散趋势日渐明显，这一趋势被美国解读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并认为仅依靠市场力量已不足以遏制这种威胁。报告所提及的“战略性公共投资”可被视为美国工业发展战略由市场导向向国家干预转向的阶段性达成。
图3 赴美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地
（图片来源：Open Doors网站）
伴随着美国政府以国家意志干预本应由市场导向的商贸与人才交流，中国的高科技外向型发展将面临更为露骨的制裁与打压措施。美国政府会更加频繁地利用签证限制、经济制裁，甚至刑事追诉等手段干扰中美正常人才交流活动，进而限制涉华技术输出与服务。美国在“中国行动计划”终止之后的一系列举措说明其政府干预市场化自由人才流动的决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逐渐转向常态化、制度化。
（三）构建对华科技封锁联盟
自特朗普政府掀起对华贸易战以来，美国选择了以一国之力压制中国发展的策略。趋势表明，在这种一对一的战略博弈中，美国并不能占到便宜。依靠冷战后全球化发展形成的多元化格局，中国可以通过与友好国家强化协作、转移风险等措施绕过美国的封锁打压。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单方面贸易战反而在多个领域伤及自身，这种以一国之力赤膊上阵的竞争策略已经难以为继。此前，美国的“单打独斗”主要出于对自身实力的盲目自信与对协调多国反华战略部署的缺乏耐心。现在，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实力对比和多边国际格局不允许其一意孤行，就开始展现更大的战略耐心，追求更现实的“拉帮结派”策略部署，报告更是频繁出现“同盟”（coalition）字样。美国通过玩弄所谓“民主价值观”概念，实行地缘政治操弄，夸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争端，试图强行将各国拉上其对抗中国的战车，比如无端指责“中国的强硬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反击，并出于其自身的合理原因而捍卫其主权”，并宣称“我们对印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民主国盟友和伙伴之间在技术、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发展和联系高度重视”。通过炮制“中国威胁论”，美国将中国在科技、贸易和区域影响力方面的发展扭曲为对周边甚至欧美国家的安全威胁，以实现其建立对中国战略包围圈的目的。显然，对比此前对华压制策略，这种包围战略更加成熟，一旦成功，效果也更明显。目前为止，其他国家仅是被动配合美国的措施，以合规为基础协助阻止来自美国的技术与人才向中国的流动。而欧洲发达国家本身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除少数美国“忠实盟友”会主动地限制其自主掌握的技术与人才向中国的流动之外，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愿意与中国开展经贸技术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成为我们对外人才工作的突破口与缓冲带。一旦美国实现其所谓最广泛联盟之构建，结盟的约束性义务将迫使这些国家主动限制和监管与中国的技术交流与人才流动，我国对外人才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